中国红歌排行榜

网上有关“中国红歌排行榜”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中国红歌排行榜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中国红歌排行榜

1、走向复兴2、迎风飘扬的旗3、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4、情系老百姓5、中国我为你歌唱6、国家7、南湖菱花8、红旗之恋9、喜庆的日子10、家乡的味道11、相亲相爱12、爱中华13、加油中国14、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红歌有哪些

世纪之歌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东方红》3.《没有***就没有新中国》4.《歌唱祖国》5.《社会主义好》6.《团结就是力量》7.《我们

中国红歌有哪些？在哪找红歌？

可以在各大音乐播放器找。推荐如下

1、《我爱你中国》

是陈冲主演的**《海外赤子》的一首经典插曲，创作于1979年，作词为瞿琮，作曲为郑秋枫。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该影片的热播，这首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马来西亚归侨叶佩英演唱的主题曲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唱响。

2、《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这首歌创作于1977年下半年，当时全国正处在打倒“四人帮”的欢欣鼓舞之中，中央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国音乐界创作新国歌。作曲家朱南溪谱了贺东久和任红举合写的歌词“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3、《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是歌剧《星星之火》第一幕第二场中的唱段，在流传过程中，渐以独唱和多部重唱的形式出现。《星星之火》这部歌剧1950年12月由东北鲁迅文学院首演于哈尔滨。

4、《洪湖水浪打浪》

是王玉珍演唱的歌曲，创作于1958年，先是1959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中一个场次的主题曲，19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后成为**主题曲，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

5、《南泥湾》

1943年，这首曲子诞生在延安，是以马可为主要创作人的团队作品。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此曲旋律优美、抒情，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

红色歌曲是怎么来的

红色歌曲是怎么来的

红色歌曲是怎么来的，红色歌曲大都是当时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有许多红歌首先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的，它脍炙人口，便于记忆。红色歌曲是怎么来的。

红色歌曲是怎么来的1

红色歌曲的文化寓意，在我国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在人民群众中起着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号召群众团结一致，团结起来一致抗敌的鼓舞性作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歌曲起到了瓦解敌军意志、拥护***英明决策、歌颂党为人民带来的幸福美满生活的作用;当下，红色歌曲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唱更有着其深刻的时代内涵。老年人对红歌的传唱，是对逝去的光阴的怀念，青年人传唱红色歌曲，是对英雄人物的缅怀：引导儿童传唱红色歌曲，发挥的是红色歌曲的政治教育意义，启发学生不忘历史、铭记教训。但无论各个阶层在传唱红歌的心理上有多大的差异，从整体上，红色歌曲是民族精神的传递，是对民族气节的颂扬，这种属性是红色歌曲与生俱来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新的意义。

中国红色歌曲的概念界定

红色歌曲在我国流传甚广，近几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对其概念及外延展开了论述。王新乐在其《红歌随想》一文中提出，“红色歌曲”就是“赞扬、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有较强的歌唱性、节奏感”。在这里，“红色歌曲”的概念显得十分宽泛。即内容上“赞扬、歌颂革命和祖国”，音乐上具有较强的歌唱性和节奏感的作品歌曲都可称之为红色歌曲。与之相类似的观点还有学者张建国的《中国“红歌”传播现状及其音乐文化思考》一文，他提到：“‘红歌研究，拓宽了其概念内涵使其从传统的革命歌曲扩展为所有的爱国与进步的歌曲传统意义的红色歌谣，是革命战争的产物;随着‘红歌会和红色旅游活动的盛行，红歌已经成为各个时期各类健康进步、励志向上的优秀经典歌曲的代名词。”学者徐恩煊在其《红色歌曲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一文中指出：“红色歌曲可以理解为歌颂和赞扬祖国、革命以及人民英雄等所作之歌，它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以及强弱对比较为明显的节奏感等特点红歌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等时期创作的健康进步歌曲，主要类型有解放之歌、抗日战争之歌曲和红军之歌等。”

通过对“红色歌曲”概念的梳理发现，对红色歌曲概念的界定集中在年代的限制上。广义上的红色歌曲没有年代的限制，所有的表达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的作品都可称之为红色歌曲;狭义上的红色歌曲便是周耘提出的概念。广义的红色歌曲由于没有了年代的限制，即改革开放至今产生的所有与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相关，以及对旧时革命歌曲进行改编的作品皆可纳入到红色歌曲的阵营中来，研究范围大大拓宽，至于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则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对红色歌曲的定义，我们不妨以一种大方的情怀来看，不必囿于概念的旋涡。笔者支持红歌宽泛概念的定义，红色歌曲的演唱形式是十分丰富的。

长久以来，红色歌曲以合唱的形式在群众中广泛传播。这是由于很多红色歌曲在产生之初就是以群众歌咏的方式呈现的缘故。合唱的.形式，更易于红色歌曲之“红色”的文化传达。合唱这一艺术形式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团结大众、凝聚精神的积极作用。随着我国音乐学界对西方作曲技法的积极探索，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开始站在本民族的文化领域思索音乐形式的创造，创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符合时代潮流和中国民族特色的合唱作品。比如，在舞台上活跃了数十年经久不衰的合唱作品《我和我的祖国》《游击队歌》《保卫黄河》等。这些作品以其鲜活的生命力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感受到了战火交织年代中传承下来的斗志昂扬、乐观向上的革命主义精神。《沂蒙山歌》《牧歌》等作品用温婉的具有融合性的音色传唱出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感慨，《忆秦娥·娄山关》以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法及演唱方式让人们既感受到革命样板戏的艺术特色，又感受到革命年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精神信念。红色歌曲，既是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又是革命精神在时代中的弘扬。

红色歌曲是怎么来的2

唱红歌的意义

一、红歌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红色歌曲大都是当时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有许多红歌首先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的，后经词、曲作者收集、加工和整理被推广的，它脍炙人口，便于记忆。因此人们每当听到红歌就会产生对那段革命历史的记忆。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唱响红色歌曲是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办法。

二、红歌能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一提起红歌，有些人就认为这是老一套，与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正因红歌不但产生在革命战争年代而且也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产生的。《春天的故事》无论从歌词还是旋律都十分优美动听、和气可亲。

三、红歌的歌词健康向上，音乐旋律优美动听、铿锵有力。当人们听到红歌时就觉得十分激动，有时也会跟着唱上几句，随着旋律的起伏和歌词的传唱，人们的心灵受到了振奋，久而久之人们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红歌不但净化了人们的灵魂，鼓舞了人们参与改革开放的热情，还能教育人们热爱中国***和我们的祖国，启发人们健康向上、乐观大度，勤奋工作、热爱生活。

四、红歌能使人们得到艺术的享受。红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音乐旋律，它是有着具体资料的综合艺术。许多红歌都与影视艺术结合在一齐，成为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一部影视作品锦上添花，流传至今。如，**《冰山上的来客》和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红歌与影视作品的完美结合。观众不但受到了影视作品故事情节的教育，而且还学会了唱红歌。

五、加强新时期的思想工作不妨来点“灌输”，正因先进的思想从来就不会自然生成。为了发扬革命传统，传承中国文化，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笔直推荐我们的文化教育部门，要经常向人们和少年儿童推荐红色经典歌曲，我们的领导干部也要用心推荐红歌、带头唱响红歌，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让红色歌曲唱遍全中国。

红色歌曲是怎么来的3

12月29日，“建党百年百首红色经典影视歌曲评选发布”暨庆祝中国***建党一百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在北京**学院海淀校区举行，由听众和业内专家评选出的一百首红色影视歌曲正式发布，包含《团结就是力量》《唱支山歌给党听》《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在建党百年之际，北京**学院联合声音学院、中国**音乐研究院推出“百首红色影视歌曲评选发布活动”，将党历史学习和影视音乐发展紧密结合。活动邀请听众和业内专家评选出百年来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百首红色经典影视歌曲，向建党百年献礼。经校内初评、专家评选、群众评选、终审四个阶段，一百首红色影视歌曲最终公布。

1990年播出的影视作品《渴望》中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和主题曲《渴望》榜上有名。发布会上，《渴望》曲作者雷蕾讲述歌曲背后的故事。原来，《渴望》词曲作者二人在现实中是夫妻。词作者易茗在创作时一度找不到感觉。某天，雷蕾即兴在钢琴上弹奏的旋律触动了易茗的灵感。于是有了“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的歌词。

歌曲副歌一段，歌词曾经是“细雨茫茫、空巷寂寞，吹来风儿不冷也不热。雁阵惊寒、声声显赫、牵动南来北往的客”，但雷蕾的曲调到这里已经激昂上去，相比而言歌词显得绵软无力。于是易茗经反复琢磨，最后定为“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歌曲旋律平实，没有花哨的装饰，节奏平稳，和着歌词，将人生感悟徐徐道出

发布后，该校表演学院为庆祝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编排的大型文艺晚会《延安·延安》登上舞台。晚会由七个故事组成，《从武汉到延安》作为开篇，以吴印咸奔赴延安作为主体叙事，以热情洋溢的陕北秧歌拉开整部晚会的序幕。

《李林的信》讲述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烈士李林的故事，凌厉的舞蹈表现出游击队员视死如归的顽强信念。

《抗美援朝》讲述志愿军英雄宋阿毛的故事，在“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中志愿军战士甘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

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消失的半个五八班》讲述**学院学生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起的历史重任，歌颂他们以青春之我建设伟大祖国的壮志豪情。《抗“疫”》描述在新冠疫情袭来之时，党带领人民不惧危险、克服困难、团结一心战胜病毒的感人故事。《不忘初心》作为晚会的尾声由师生代表共同演唱。

晚会以“全景式”的呈现与观赏模式，展现中国***领导下每一代**人的奋斗之路，以精心的布景与灯光设计营造出一种时空交错之感，旨在从视听角度传递表演学院师生对“100年”这一时间跨度的艺术性理解。

中国红歌的历史影响

‘红歌”是红色歌曲的简称,是指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所产生的赞扬和歌颂中国***的歌曲,讴歌了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和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信心,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曲折中前进的历程,是中国革命与改革开放的真实写照,是中国人民寻求翻身,寻求解放,寻求发展的缩影。它包括革命歌曲和爱国主义教育歌曲。本文通过对红歌在各个历史发展中的相关资料的整理,从红歌历史发展的角度系统阐述了红歌在不同时期的存在现状和对社会的影响,通过对各时期有代表性的曲目举例分析,展现了其在各历史时期的巨大价值以及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贡献及其作用。首先,本文概述了红歌的起源与发展。它起源于五四运动时期,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产生背景,表现不同的内容,对社会的前进起推进的作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传家宝。接着,阐述了红歌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本文从这一时期红歌产生的背景、题材和内容等方面,对红歌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红歌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讴歌广大游击战士坚强的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使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坚持抗战的思想和抗战必胜的信念。歌曲的内容具有民族性、大众性和战斗性等特征。然后,阐述了红歌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红歌不仅要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同时还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体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昂扬的革命斗志和积极向上要求进步的革命精神。最后,本文阐述了红歌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它代表着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红歌彰显了时代精神,给人以激情和奋斗的精神动力,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和谐文化的方向,不仅起到爱国主义教育作用,而且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总之,红歌是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沉淀而成的经典歌曲,它将引发人们对主流文化、红色经典如何传承和发扬的深层次思考。

如何欣赏中国的红歌？

红歌即红色歌曲，中国的红歌是指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他们普遍具有浓郁和感情基调，有较强的节奏感，红歌是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它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质朴设民歌的特色，来源于民歌的红歌，不仅继承了这一特性，而且将其发扬光大。具有时代性产生于不同的年代，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贴近生活。红歌的传唱，仿佛把人带到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红色歌曲的意义是什么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

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

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

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

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

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

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

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

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

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

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

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

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

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

“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

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

《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

《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

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

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

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

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的支持。(14)?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

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

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

“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著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著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

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

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

《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

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传唱红色歌曲的意义

传唱红色歌曲的意义，广义上的红色歌曲没有年代的限制，所有的表达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的作品都可称之为红色歌曲,红色歌曲的演唱形式是十分丰富的。传唱红色歌曲的意义。

唱红歌的意义

一、红歌能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红色歌曲大都是当时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当时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有许多红歌首先就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唱的，后经词、曲作者收集、加工和整理被推广的，它脍炙人口，便于记忆。因此人们每当听到红歌就会产生对那段革命历史的记忆。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唱响红色歌曲是唤起人们的红色记忆，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办法。

二、红歌能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一提起红歌，有些人就认为这是老一套，与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正因红歌不但产生在革命战争年代而且也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春天的故事》（王佑贵作曲、蒋开儒、叶旭全作词）、《走进新时代》（印青作曲、蒋开儒作词）等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产生的。《春天的故事》无论从歌词还是旋律都十分优美动听、和气可亲。

三、红歌的歌词健康向上，音乐旋律优美动听、铿锵有力。当人们听到红歌时就觉得十分激动，有时也会跟着唱上几句，随着旋律的起伏和歌词的传唱，人们的心灵受到了振奋，久而久之人们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红歌不但净化了人们的灵魂，鼓舞了人们参与改革开放的热情，还能教育人们热爱中国***和我们的祖国，启发人们健康向上、乐观大度，勤奋工作、热爱生活。

四、红歌能使人们得到艺术的享受。红歌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音乐旋律，它是有着具体资料的综合艺术。许多红歌都与影视艺术结合在一齐，成为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一部影视作品锦上添花，流传至今。如，**《冰山上的来客》和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是红歌与影视作品的完美结合。观众不但受到了影视作品故事情节的教育，而且还学会了唱红歌。

五、加强新时期的思想工作不妨来点“灌输”，正因先进的思想从来就不会自然生成。为了发扬革命传统，传承中国文化，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笔直推荐我们的文化教育部门，要经常向人们和少年儿童推荐红色经典歌曲，我们的领导干部也要用心推荐红歌、带头唱响红歌，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工作，让红色歌曲唱遍全中国。

12月29日，“建党百年百首红色经典影视歌曲评选发布”暨庆祝中国***建党一百周年大型文艺演出在北京**学院海淀校区举行，由听众和业内专家评选出的一百首红色影视歌曲正式发布，包含《团结就是力量》《唱支山歌给党听》《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在建党百年之际，北京**学院联合声音学院、中国**音乐研究院推出“百首红色影视歌曲评选发布活动”，将党历史学习和影视音乐发展紧密结合。活动邀请听众和业内专家评选出百年来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百首红色经典影视歌曲，向建党百年献礼。经校内初评、专家评选、群众评选、终审四个阶段，一百首红色影视歌曲最终公布。

1990年播出的影视作品《渴望》中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和主题曲《渴望》榜上有名。发布会上，《渴望》曲作者雷蕾讲述歌曲背后的故事。原来，《渴望》词曲作者二人在现实中是夫妻。词作者易茗在创作时一度找不到感觉。某天，雷蕾即兴在钢琴上弹奏的旋律触动了易茗的灵感。于是有了“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的歌词。

歌曲副歌一段，歌词曾经是“细雨茫茫、空巷寂寞，吹来风儿不冷也不热。雁阵惊寒、声声显赫、牵动南来北往的客”，但雷蕾的曲调到这里已经激昂上去，相比而言歌词显得绵软无力。于是易茗经反复琢磨，最后定为“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歌曲旋律平实，没有花哨的装饰，节奏平稳，和着歌词，将人生感悟徐徐道出……

发布后，该校表演学院为庆祝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编排的大型文艺晚会《延安·延安》登上舞台。晚会由七个故事组成，《从武 汉到延安》作为开篇，以吴印咸奔赴延安作为主体叙事，以热情洋溢的陕北秧歌拉开整部晚会的序幕。

《李林的信》讲述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烈士李林的故事，凌厉的舞蹈表现出游击队员视死如归的顽强信念。

《抗美援朝》讲述志愿军英雄宋阿毛的故事，在“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中志愿军战士甘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

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消失的半个五八班》讲述**学院学生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起的历史重任，歌颂他们以青春之我建设伟大祖国的壮志豪情。《抗“疫”》描述在新冠疫情袭来之时，党带领人民不惧危险、克服困难、团结一心战胜病毒的感人故事。《不忘初心》作为晚会的尾声由师生代表共同演唱。

晚会以“全景式”的呈现与观赏模式，展现中国***领导下每一代**人的奋斗之路，以精心的.布景与灯光设计营造出一种时空交错之感，旨在从视听角度传递表演学院师生对“100年”这一时间跨度的艺术性理解。

红色歌曲的文化寓意，在我国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抗日战争时期，红色歌曲在人民群众中起着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号召群众团结一致，团结起来一致抗敌的鼓舞性作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歌曲起到了瓦解敌军意志、拥护***英明决策、歌颂党为人民带来的幸福美满生活的作用;当下，红色歌曲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唱更有着其深刻的时代内涵。老年人对红歌的传唱，是对逝去的光阴的怀念，青年人传唱红色歌曲，是对英雄人物的缅怀：引导儿童传唱红色歌曲，发挥的是红色歌曲的政治教育意义，启发学生不忘历史、铭记教训。但无论各个阶层在传唱红歌的心理上有多大的差异，从整体上，红色歌曲是民族精神的传递，是对民族气节的颂扬，这种属性是红色歌曲与生俱来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新的意义。

中国红色歌曲的概念界定

红色歌曲在我国流传甚广，近几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对其概念及外延展开了论述。王新乐在其《红歌随想》一文中提出，“红色歌曲”就是“赞扬、歌颂革命和祖国的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有较强的歌唱性、节奏感”。在这里，“红色歌曲”的概念显得十分宽泛。即内容上“赞扬、歌颂革命和祖国”，音乐上具有较强的歌唱性和节奏感的作品歌曲都可称之为红色歌曲。与之相类似的观点还有学者张建国的《中国“红歌”传播现状及其音乐文化思考》一文，他提到：“‘红歌研究，拓宽了其概念内涵使其从传统的革命歌曲扩展为所有的爱国与进步的歌曲……传统意义的红色歌谣，是革命战争的产物;随着‘红歌会和红色旅游活动的盛行，红歌已经成为各个时期各类健康进步、励志向上的优秀经典歌曲的代名词。”学者徐恩煊在其《红色歌曲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一文中指出：“红色歌曲可以理解为歌颂和赞扬祖国、革命以及人民英雄等所作之歌，它具有浓郁的感情基调以及强弱对比较为明显的节奏感等特点……红歌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等时期创作的健康进步歌曲，主要类型有解放之歌、抗日战争之歌曲和红军之歌等。”

关于红色歌曲具体产生的年代，也有学者进行了论述。“狭义的红歌，或可称严格意义上的红歌，指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文革结束之时段的歌曲作品，而‘文革前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歌曲作品是其核心。”“它（中国红歌）特指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创作和传唱的优秀革命歌曲与励志歌曲。”还有很多学者对红色歌曲的产生年代进行了考究，虽然众多学者对红色歌曲具体产生的年代都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关于红色歌曲的内容及旋律特征的探讨，各位学者的论述几乎是一致的。

通过对“红色歌曲”概念的梳理发现，对红色歌曲概念的界定集中在年代的限制上。广义上的红色歌曲没有年代的限制，所有的表达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的作品都可称之为红色歌曲;狭义上的红色歌曲便是周耘提出的概念。广义的红色歌曲由于没有了年代的限制，即改革开放至今产生的所有与革命精神、民族精神相关，以及对旧时革命歌曲进行改编的作品皆可纳入到红色歌曲的阵营中来，研究范围大大拓宽，至于其自身的审美价值，则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对红色歌曲的定义，我们不妨以一种大方的情怀来看，不必囿于概念的旋涡。笔者支持红歌宽泛概念的定义，红色歌曲的演唱形式是十分丰富的。

长久以来，红色歌曲以合唱的形式在群众中广泛传播。这是由于很多红色歌曲在产生之初就是以群众歌咏的方式呈现的缘故。合唱的形式，更易于红色歌曲之“红色”的文化传达。合唱这一艺术形式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团结大众、凝聚精神的积极作用。随着我国音乐学界对西方作曲技法的积极探索，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开始站在本民族的文化领域思索音乐形式的创造，创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符合时代潮流和中国民族特色的合唱作品。比如，在舞台上活跃了数十年经久不衰的合唱作品《我和我的祖国》《游击队歌》《保卫黄河》等。这些作品以其鲜活的生命力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感受到了战火交织年代中传承下来的斗志昂扬、乐观向上的革命主义精神。《沂蒙山歌》《牧歌》等作品用温婉的具有融合性的音色传唱出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感慨，《忆秦娥·娄山关》以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法及演唱方式让人们既感受到革命样板戏的艺术特色，又感受到革命年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精神信念。红色歌曲，既是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又是革命精神在时代中的弘扬。

关于“中国红歌排行榜”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